张在斌,男,1968年12月出,潍坊益都中心医院超声科主任。

今年49岁,临朐人,在超声科一干就是26年。每天凌晨两三点,在他的B超室外,就排满了一大堆来自各个县市区的病号。这些病号,多是在当地查不出病因的人,就想来找他看一眼,因为他号称“一眼准”、“B超神探”,能给诊断出到底患了什么病。但也因如此,他整天被病号缠绕,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,但一想起那一双双焦灼的充满渴望的眼睛,他觉得自己注定就是属于那台B超机的。

被身体“绑架”:高中大学没有选择余地

张在斌出生八个月就因脊髓灰质炎落下了小儿麻痹症,走起路来不太利索。初中以前,在一个孩子眼里,除了上体育课受限之外,他并不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,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高居榜首。直到考高中才认识到形势的严峻。

“虽然考上了重点高中,但校长不要我。只好去了当时最差的临朐县蒋峪中学。”学校的老师都是刚毕业的,英语老师一心想着往城里调,教了7堂课之后就天天到班上转一圈,一句话不说就走。生物老师跟着当兵的老公走了,就一直空缺,到高考前才找了个老师突击了两周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张在斌却取得了全县并列第三名的高考成绩。考大学,去哪上?滨州医学院。这是唯一的选择,与成绩无关。“这是那时全国唯一一所特教学校,第一年开始招生。”张在斌还是感到很幸运,因为在这之前像他这种情况的根本没有大学可上。由不得自己想学什么,将来想干什么,张在斌就这样不由自主地学起了临床医学。

对于时下的学生,做家长的都希望孩子在报考时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,但也往往不尽如人意。为什么?因为孩子尚未踏入社会,接触面较窄,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拿不准,所以常常出现所学专业并非自己所爱的现象。从张在斌身上我们可以看到,喜欢不喜欢并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先努力把它学好,如果水过地皮湿,只能是样样通,样样松;反之,学一行,专一行,爱一行,就会慢慢培养起兴趣。

被技术“绑架”:除了钻研几无爱好可言

1991年8月,22岁的张在斌被分配到中心医院,被安排到了当时刚刚起步的超声科工作。没有老师指教,一切全靠自己边干边摸索。

张在斌。凭着从小自学的那股倔劲儿,他翻着《中华超声》等书慢慢地啃。先是读书做笔记,后是出去培训,用录像机录下来反复琢磨,再到现在影像资料多了,学习起来就更方便了。每天晚上20:00—22:00总是他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。白天遇到看不明白的超声,晚上就翻书查资料,看录像,直到弄通为止。

每天回到家中,张在斌常常高兴地对妻子孙秀明讲:“今天我又发现了一种病,是百年不遇的,叫我看出来了。 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有时候则说:“我今天看出来一种病像是书上说的那种,我见过,可能在第80页,我查查明天写报告。 ”一翻,果然。

妻子有时候嘲讽他:“你整天爬,整天爬,虽然天天有进步,可你还是爬得太慢了,到现在还只是在半山腰,还没站到山尖上。”张在斌就向她解释:“医学无止境。我是一直在进步,可各类病种也在不断变异和发展,所以咱必须使劲跟着往前走。 ”

2015年 11月 19日,因为坐在电脑前专注看影像,竟不知妻子三番五次地来回拖地把地拖湿了,起坐时滑倒,导致髌骨骨折。妻子在懊悔自己因供暖干燥用水过多的同时也不免责怪他:“我过来过去怎么就看不见我拖地了呢? ”而他竟说一点儿没看见。

妻子爱好广泛,常约朋友聚会打牌,每当人手不够时大家就让张在斌凑数,可他总是连连摆手。在家中,除了学习,似乎找不到他的第二爱好了。妻子说,家里的电视总是关着,没人看。就是前段时间听说都在看《人民的名义》,她也打开让张在斌一块看,可张在斌没看多少就连连喊“眼疼”。 “看电脑也不说眼疼。 ”妻子嗔怪他。

张在斌说,看B超,遇到疑难杂症,也像上学时解难题一样,一旦解出来就很有成就感,所以他喜欢病号找他解难题,并且认为自己技术的提高也是大量疑难杂症把他“堆”起来的,是病号推动着他一步步走上来的。每每派他做查体工作时,他就觉得了然无趣:“都是正常的,查起来不动脑,没意思。 ”他常常对科室人员说:“我们的工作也像开车一样,要是光在高速路上跑没有挑战性,索然无味。只有多在羊肠小道上走一走,虽然拐弯抹角难一点儿,但是更有趣儿。 ”

被病号“绑架”:蒙头拉磨不问收获几何

医院早上上班时间是8点,可张在斌6:50就到岗了,一坐就是一上午。下午下班常常到19:30。他已习惯了这种工作状态。

看B超与做其它的影像不同,不是纯依赖机器的。 “我的手法占三分之一,信息图像占三分之一,大脑分析占三分之一。”正因为B超结果与做B超的人关系太大,所以才导致了有的人看不出,有的人能看出的局面,出现了医生点名做B超的状况。

 “谁看得好,医生就往往点名让谁做,尤其是手术,B超看得好不好,是严重影响手术成功与否的。 B超点名在全国都一样。 ”

而在张在斌这里,既有医生点名,更有病号点名了。“很多医院的医生都知道我,看不出来就让病号找我看;病号传得多了,其它县市区的病号在当地医院看不好也都来排我的号。 ”

病号们甚至建起微信群,密切追踪着张在斌的上班情况,有时出发,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走,什么时候回。前段时间,张在斌到健康管理中心负责查体,就在B超室门玻璃上张贴不上班的字样,希望病号先别来排队,可执着的病号依然故我。

 “看着他们眼巴巴地等,我怎么能忍心按点上下班?有的大爷穿得破破烂烂,有的母亲用筐子挎个孩子,咱实在看不下去,所以就是希望能多看点多看点,都大老远跑来不容易。 ”

但是每到中午或晚上下班后,张在斌都感觉头脑累得“轰轰”的。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,妻子看出了他的疲乏,就努力做他的坚强后盾,保证他一下班就吃上饭,中午能睡上十分钟,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。

超负荷的工作,作为科室主任,张在斌不仅毫无怨言,还常常教导科室人员:“我小时候见过驴拉磨,给驴戴上眼罩蒙起眼来,不让它看见磨里的粮食,它才能一圈一圈拉得快。我们也一样,咱不要和其它科室比来比去,既然让咱干了这一行,咱就只管干好就行。 ”

努力为病号服务好,就是自身价值的体现。

一个人的价值,体现在为社会奉献的多少。张在斌总是在说自己只是在努力干好本职工作,并没有多么高尚的情怀和高远的人生境界。然而,从他对每一个病号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的耐心关注里,不论多忙多累没有一点烦躁情绪的声音里,我们读懂了他作为医者的仁心和大爱。他的价值体现在一张张转忧为喜的病人脸上。他就像黑暗里的一束光,把一个个愁苦的身影照亮。（敬业奉献）